最近對於兩件事情覺得很奇怪

但更奇怪的是，好像很多人都不覺得是這樣。

第一個是富人稅。第二個是抵制中時的活動。但除了這個，還有一件事情，是覺得與其說奇怪，不如說是不解，還有一些傷心。當然，都與生活有關。或者是說，為什麼我需要關心與生活無關的事？

首先來看看富人稅。其實我不懂的是，到底科徵富人稅到底想達成什麼目的。令人困擾的是，假如說是希望能縮減貧富差距，我其實不懂到底有錢人少了一些錢，會 對我的經濟情況有什麼幫助？物價真的會降低嗎（其實我很懷疑），或者只是將經濟發展的機會趕跑？讓富人變窮是文革的邏輯，連中國大陸三十年前都知道這件事 情對於貧窮的人並沒有幫助，我不知道為何現在大家會對這件事，又突然產生了信心。

這其實是邏輯問題。

另外，其實我對這件事情生氣的，是政府那種平常不用功考前亂抄交作業的心態，以及混水摸魚的邏輯。其實對於需要錢的人（我將自己歸在此類）真正需要的，是 富人有拿更多的錢出來生產、蓋工廠、雇用人或來消費，而不是讓富人變窮。最少就名義上來講，這樣才有更多的就業與經濟發展。當然我們也可以試著相信政府徵 稅之後去建設也能帶動經濟發展。但這樣的單方情願，通常在考慮政府的無效率與浪費，就相當清楚有多不可信。

不相信的話，請看看我們的馬路，或者比較中油與台塑也是另一個可能的方法。

談到馬路，我也不免覺得政府真的是一個XX。前兩天，我剛當車子換了一組避震器，想說當成自己的生日禮物，讓自己開車覺得稍微能有更好的操控或安全感。但 車一開出修理廠，我就覺得好像有些過硬。本來想說這大概是新換上的避震器跟之前的不太一樣，所以只是覺得有些不滿意，結果，我一路開著想找段比較平坦的路，試試看路感與操控感的變化，結果，我一路開著，一路覺得顛駊，後來發現，其實問題是我一路找不到真正平坦、或算得上平坦的路。最後我開始法學教授流行 的實證法，以田野調查的方式，看看到底我們台北市的路有多爛：結果，我從仁愛路三段帝寶前[我的假設是一坪要兩百萬的地段應該是台北市的精華區了，所以精 華區的路，應該是相對好一些吧]開始了計算：往西在快速道，光建國南到新生南，我就看到十二塊不同顏色的修補、與所造成的突起。

十二塊。我開始懷疑這是一個騙局、還是我自己太笨想要去換避震器。不過，一個連路都修不平的市政府，是沒有資格要求加稅的。最少，這是我的想法：不管多少人喜歡運動會或花卉博覽或其他的。

順帶一提，我後來仔細看了一下，發現我住的文山區也是無路不補丁，這時候，我突然感覺一股公平油然而生，對於住在房價相對低的區域的我。只是，這份平等感來的有些詭異，假如不是辛酸。

政府沒有權力自己事情做不好還來要更多的錢，就像小孩沒有錢花了就來要一樣。加稅就是無理取鬧，或是充滿嫌疑的可恥。

Bruce Aronson教授來訪 （2012.3.12-16）

今年春天一開始，交大科法所就很榮幸有機會邀請現在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擔任訪問研究員的Bruce Aronson教授，來台灣進行四天的訪問，分別就日本的企業治理與金融改革，分享他最近的研究心得。

Bruce Aronson教授是研究比較公司法與金融法的專家。從1977年自Harvard Law School取得JD學位畢業後，即在華爾街擔任律師工作。其間並在Hughes Hubbard & Reed LLP律師事務所擔任合夥律師長達十二年，具有豐富的金融法領域執業經驗。於2000年結束律師執業後，Aronson教授轉而投入學術工作，先在University of Tokyo 及 Columbia Law School擔任專職研究員的工作，之後他加入Creighton University，負責Business Associations，Compar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及Corporate Finance等課程的講授。

由於Bruce Aronson教授在相關領域的長久投入與聲譽，此次經由本所陳鋕雄教授的介紹與管院的補助，本所有幸邀請Aronson教授來台灣，進行短暫的四天訪問。Aronson教授本次發表兩篇專題演講，第一場演講的題目是「Japan's Olympus Scandal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considering the Goal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Monitoring of Management」，內容主要針對日本去年爆發的Olympus公司醜聞，檢討日本公司治理所面臨的困境。在演講中，Aronson教授特別針對日本近年公司治理與法制調整的發展，進行詳細而誠懇的評估，並完整呈現了日本相關企業界對於此一醜聞到底是通案或個案、以及到底影響範圍有多大等問題的一般反應。有趣的是，Aronson教授點出日本公司法上，方向上目前正處於「更多外部監督」與「更多內部監督」兩種不同觀點的角力，而這樣的角力，根據他的觀察，目前為止，似乎仍沒有清晰的答案。

Aronson教授第二場演講的題目「A Reassessment of Japan's ‘Big Bang’ Financial De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其實是筆者在來訪前最後一週跟Aronson教授商討後臨時變更的結果。在原本規劃中，Aronson教授在第二場演講原本希望能談一些日本韓國與台灣法學教育與律師考試制度變革的問題，然而在事前討論過程中，由於Aronson教授提及其去年底曾經就日本金融改革的大方向議題，在日本中央銀行提出報告，同時該篇報告也迅速引起韓國央行的注意，邀請他就此一議題，專程前往首爾發表演講等事。出於對於日本金融法改革的興趣，筆者開始與Aronson教授討論是否有可能變更來台演講題目的可能，最後在Aronson教授的同意下，我們順利將Aronson教授第二場演講的題目，變更為日本金融改革的檢討與比較。

出乎意料的，第二場的演講內容，其實相當令人震撼。在第二場演講中，Aronson教授首先由人口分佈與老化這件事、與經濟發展的瓶頸談起，討論為什麼日本在九零年代面臨改革壓力的問題。根據Aronson教授的觀察，一方面，由於日本當時整體經濟發展逐步面臨瓶頸，同時間，大量老化人口帶動生產力下降、與伴隨而來的退休準備，使得日本在九零年代時，開始需要處理如何讓這些金融資產產生足夠投資收益以支應退休需求的問題。然而，經濟發展在這個階段已經消耗掉國內有限的投資機會，所以，當初整體的大方略，是希望透過金融機構的活化與有效監督，重新改造過度依賴銀行系統的問題，並強化為有效率而可靠的金融體系。

這樣的改革，因應而生的是金融機構競爭與併購的增加，為了搭配整併所造成的衝擊，日本央行同時間開始使用相對寬鬆的利率政策，以彌補企業端在支付方面的需要。但就金融體系的部分，伴隨著金融體系的改造，監管機關的整併（亦即所謂的”Big Bang Reform”）自從改革以來，並沒有得到原來預計的效果；監管機制直到現在還是無法掙扎出一條更有效並節約的管制途徑。而被監管的銀行們同時間也無法真正轉型成以直接金融為主的下一代的市場。因而整體的改革，像是被卡在中間，現實上，金融機構只能（或只願意）繼續沿用舊有的獲利模式去剝削消費者，利用類似鼓勵大家上網進行外幣期貨交易等，來賺取手續費的方式，以維持銀行的生存。

演講中，Aronson教授還引用了相關的數據圖表，說明整體變化的情況，並搭配法律、管制風格與組織的調整，進行完整的分析。除了這個主題外，Aronson教授還補充了一個韓國的比較觀察：在演講中Aronson教授提到，在他將相同的研究報告於韓國中央銀行發表演講時，幾位韓國的央行重要決策人士在會後就很小心的問他：「我們覺得其實我們的情況跟日本也沒差多少，兩方採取的策略都很接近。但為什麼我們會存活得還不錯，但他們卻變成這樣，是有什麼事我們做對了、但他們卻沒有嗎？假如有的話、那會是什麼呢？」Aronson教授在演講中，一併提出了他後來對這幾個問題思考後的兩個解答：一個是九七年的金融風暴與IMF的接管。這個答案是很明顯日本與韓國兩個國家間的差異，但其實就實際影響來看，Aronson教授傾向認為可能不像大家想像中有那麼重要的影響。第二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其實兩國真的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韓國的問題還沒有真的浮現，或許再過十年，就應該就會出現完全跟日本一樣的情況。

整場演講最後就在兩個多小時的分析與開放結論中結束。筆者由於從一年前，就開始準備美國銀行法的課程，同時此學期正式開始在科法所授課，所以出於對金融法規政策濃厚的研究興趣，所以在演講結束後，筆者也就金融改革與銀行法方面的多種問題，利用機會跟Bruce Aronson教授進行更細部的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其實我們雙方都同意金融機關的監理，不管制制度設計或其成效比較上，其實需要更多的調查與更長期的角度（而不是短期的政策目標），但令人喪氣的是，比較之下，台灣的情況，如從法規、組織政策或積極性等的觀點來看，並沒有出現比日本好到哪裡去。即便是用最客氣的觀點來評量。

隔日，Aronson教授同時也利用交大訪問完的空檔，順道訪問了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的友人，並利用最後一天的時間參觀了台北的博物館與信義計畫區。最後，Aronson教授以永康街及師大夜市的晚餐散步，結束了緊湊的四天訪問行程。

此次Aronson教授的訪問，首先要感謝管院院長與教育部頂尖計畫中國際交流經費的支持，才能夠以台幣四萬出頭的預算，順利執行此次的邀訪。同時，由於接待的關係，筆者不僅有較多與Aronson教授接觸討論，也蒙獲Aronson教授教授贈予其去年於NYU Business Law Review新發表文章及前文提及於日本央行發表報告的抽印本。由於時間的關係，此次Aronson教授來訪沒有辦法安排更多的主題，也無法就比較法的相關細節進行更完整的討論，實在甚為可惜。不過，本於長期推動財經法的決心，本所也希望在很近的未來，能夠再度邀請Aronson教授來台以課程的形式進行更密切的交流與合作，並為台灣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輔助，與寶貴的不同觀點。

三月的連串

今年以來，去年的一些不穩定與不確定逐漸稍微好轉，因而，文章也一篇一篇校定完成，升等的事情也逐步進行，雖然，五月底是否能順利送出去仍是完全不確定。

因為要生日了，所以買了個東西，就當是禮物吧。因為很難讓自己高興，所以就乾脆反其道而行，不要高興了。

談到禮物，舊車從去年七月大修之後，又陸續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替換與更新及零件調整的動作，另一輛也有類似的問題，光保養都可以花到三萬多元，於是我想就不用去想了，反正只要帳戶裡錢還有剩還有夠，就先不管。最近好像都是這種先洗頭下去再說吧、什麼也不想太多管的心態。

上個禮拜，一位哈佛畢業的、當了十七年華爾街商務律師的商法教授來訪。我們還算挺聊得來，雖然年紀有點差。（順帶一提，他應該有六十歲了，看起來少了將近十歲）。

他的第二場演講非常有趣，是他之前給日本中央銀行與韓國中央銀行的演講。我很高興最後一刻我有跟他請求變更題目。但這個題目，好像台灣從來沒有人關心。不知道，這個地方的人士太自滿或太無知。我們有更多比牛肉更重要比瘦肉精更毒的東西，但大家不知道、不關心或選擇用直覺去處理。

同時他對於很多問題的想法也相對清楚明確，包括教學或教養小孩。幾次外國來的人，特別是美國人，我總是覺得能從對談中收穫很多。而更前一週，我去了高雄一趟，參加國科會辦的台法科學前鋒論壇預備會。當然，我想能聽到很多物理或生物或機械的人談他們領域的發展，其實挺有趣的，也會ㄧ很多觸發的感覺（雖然很多聽不懂），但比較無聊的是社會科學的領域。台灣的社會科學不夠強，這點是相對明顯也難以迴避的問題吧。

更上一個月，家中親戚過世。我不知道每個人對於喪事的想法怎樣，但我有的時候，都很同情活著的人，而另一位很親近的老師父親過世，我想他應該也很痛苦，但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他。我想，人生在這種時候，就是需要支持，只是，很難知道怎樣做會最好。